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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7月6日

嘉兴:江南水乡文化之源(真自豪!)

嘉兴人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中国有一半的文人在浙江,而浙江有一半的文人在嘉兴。如此算来,嘉兴应该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文人。也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嘉兴的确是人杰地灵,代有才人出。
 
  远的,我们姑且不说,就现当代来看,嘉兴就拥有王国维、茅盾、徐志摩、丰子恺、穆旦、李叔同、朱生豪、张乐平、金庸、余华等文化名人。他们在中国的文化界占据着一席之地。有这么多的文化名人助阵,难怪当嘉兴人说“嘉兴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时底气很足。

   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1877-1927)是嘉兴海宁人,字静安,晚号观堂。对于王国维,总觉得有种不可亲近之感,也许是因为他拥有令人称奇的广博学问,也许是因为他那总是异常严肃的表情,也许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也许是因为他迷一样的自沉。 

  王国维的父亲早逝,他和寡居的母亲一起生活。他16岁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17岁中秀才,被称为才子。1901年得到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回国,自学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哲学著作。王国维一生留下了多部学术著作,在史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用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更是开了学术界的先河。 

  王国维的故居是普通的两进民居院落,前进是平房,后进是两层的楼房,中间是一个铺着石板的小院子。厅堂不大,厨房很小,楼上的书房兼卧室也宽敞。一张清式的书桌摆在窗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本就是一件苦差事,像他这样做大学问的人肯定是苦不堪言的。王国维一生抑郁苦闷,不知生活在这里的童年和少年的他是否有过美好的回忆。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个字是王国维遗书的全部。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自沉在圆明园昆明湖里。关于他的死因文化界有多种的猜测。我宁愿相信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殉节”的解释,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至于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也只有王国维本人知晓,但它已随着他永沉湖底,成为永远的谜。 

  徐志摩 

  虽然同是嘉兴海宁人,徐志摩却与抑郁的王国维非常不一样,他是一位热情、浪漫诗人。徐志摩出自富裕的商人之家,他的故居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楼,房子里的陈设也西洋化,有浴室,有电灯,铺印花地砖。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更是当年上海的翻版,有铁架床和台灯。据说这座楼房是徐父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而建的。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拥有大量的读者,尤其是《再别康桥》、《沙扬那拉》、《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等讲究韵律的诗歌,更是广为流传。诗人的才情和热情疯狂地燃烧,换来的是一首首浪漫动人的诗歌以及传奇的爱情故事。除了诗歌,人们津津热道的还有他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所谓的诗人的罗曼史。诗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爱与美,而美好的女性正是爱与美的化身。 

  徐志摩的死亡也一样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死在天上,死在飞的感觉里。诗人在三十五岁时生命终止,留下太多的惋惜。他的墓碑上有胡适题写的几个字:“诗人徐志摩”。 

  茅盾 

  茅盾童年的故居在著名的水乡古镇乌镇里。这座两进的江南民居是他的曾祖父所建,沈家在乌镇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人丁兴旺,曾四世同堂共居于此。他家的厨房的灶台能放三个大锅,餐厅里摆放着三张方桌,据说全家一共有20多人。出了后院的门,就是一个小小的码头,这是沈家自己的码头,不知当年茅盾是否就是从这码头上了船,出了乌镇,出了嘉兴的。

  茅盾生于斯长于斯,江南水乡留给他的印记是不可能磨灭的。在茅盾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就能看出他对家乡的记忆,如《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以及《子夜》中的某些素材就来自水乡,有的作品更直接描写了乌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村生活。 

  吴镇 

  元代四大画家之一吴镇的故居叫梅花庵,坐落于嘉善县魏塘镇花园路,园内种植的松、竹、梅、兰都是古人用以歌咏人品性高洁的植物,一入园便清净非常,连馆长办公室都是那么幽静,古式窗户上映衬出阳光下的竹影。 

  吴镇字仲圭,自号梅花道人,生于1280年,卒于1354年。 

  传世的吴氏山水画,有明显的两种风貌:一种临仿董源和巨然的技法,形神逼真;一种具有独创风格,在前人技法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独特风格。除山水画外,他又善于用水墨写松梅竹石,尤其墨竹画迹最多。他画了很多册竹谱,其中有一册是给佛奴儿的,现藏台北故宫。吴镇的题画诗,往往用草书写就,诗意纷呈,如“叶叶如闻风有声,尽消尘俗思全清”“此君不可一日无,才着数竿清有馀”。 

  吴镇诗书画三绝,受到当时和后人的敬仰。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首送别,我想一般人对它都不会太陌生。然而对于它的作者,知道的人却并不多。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名叫李叔同,1880年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1942年圆寂于泉州。他是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佛教律宗大师,他对近代中国音乐、戏剧、美术的发展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最早研究西洋音乐的人,组织了我国话剧第一个演出团体,他还擅长诗词、书法、篆刻、绘画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却于 39岁时在虎跑寺剃度为僧,法名弘一,潜修佛教律宗。一代艺术大师的弃俗为僧,立即成为许多报刊的特大新闻。李叔同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由旧时上海的翩翩公子——燕尾西服的留学生——曲襟背心的先生——布衣布鞋的僧人。他那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反映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与人生的变迁过程,更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的文化现象作了特殊的诠释。 

  李叔同是嘉兴平湖人,这里为他修建了一座外形非常现代的纪念馆,馆的入口处有一块高达两层楼的大理石石碑,上面是李叔同临终时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虽然两层楼的馆中陈列着关于他的种种,但他对于世间的苦难的参透与纷杂无绪的情思以及一切冰释而欣悦无比的情感又怎能囊括其中? 

  也许,赵朴初居士在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能概括一些他的人生吧,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丰子恺 

  走过石门镇上的一座小桥,就来到了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缘缘堂”这个名字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所赐的。李叔同让丰子恺在好几张小方纸上写上自己喜爱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先后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就将这座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可惜后来缘缘堂毁于日军的炮火中,悲愤至极的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写下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等檄文,痛斥日寇的暴行。后来他所写的随笔也被称为“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是近代中国漫画的开山鼻祖,他的漫画非常简练,聊聊几笔就能描出极其传神的人物和极富生活情趣的场景。他有很多漫画都取材于江南水乡的风情和生活场景,简朴的水乡民居,闲适的水乡人,诗意的水乡小桥流水总让他描绘不倦。丰子恺童心未眠,他的童趣漫画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阿宝赤膊》、《花生米不满足》、《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都抓住了孩子可爱幼稚的心,并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丰子恺不仅仅是漫画家,同时也是散文大师和书法家。他的散文和漫画有异曲同工之妙,语言简练,又富有诗意和充满情趣。 

  张乐平 

  张乐平是三毛之父,世人皆知。台湾作家三毛与张乐平的故事,却非世人皆知。 

  张乐平夫妇有7个子女,但先后收养过许多孩子,帮助这些孩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岁月。在长长的一串“编外”子女名单中,还有一个人们熟悉的名字——三毛。这位知名的台湾女作家陈平就是因为酷爱《三毛流浪记》中的小三毛,才把笔名改作三毛的。1989年,台湾三毛千里寻父,两岸妇女相见,传为文坛佳话。后来三毛弃世,张乐平一直没有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张乐平故居,我隔着厚厚的橱窗看到了台湾三毛和张乐平爸爸合影时灿烂的笑脸,还有那个流浪街头的小三毛,但愿他们三人在另一个世界欢笑,幸福生活在一起。 

  海盐有了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张乐平和中国漫画史上为无数大人孩子难忘的永远的漫画形象三毛。 

  钱君匋 

  1906年生于桐乡。少好艺事,20岁任上海开明书店美术编辑,擅书籍装帧艺术,其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许多著作的装帧设计均出自其手。书法涉猎广泛,善于兼取博收,擅多种书体。篆法致力于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隶书宗《乙瑛碑》、《史晨碑》旁及汉简帛书,魏书师法《龙门二十品》,草书则得益于怀素、张旭。书作结体精严,笔意醋畅,跌宕生姿,自具风貌。 

  只可惜,我们去时,纪念馆正在整修。照片上,钱君匋谦恭而朴实,设计的1920年代刊物封面给我们留下了无尽想象。 

  沈钧儒 

  在嘉兴市距离朱生豪故居不到千米的地方,伫立着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的纪念馆。 

  虽然两相映衬,反差极大,但我依然景仰沈先生对民主与自由的无畏追求,所谓故居,不过是后人为了增加名人效应的一种形式,而真正的怀念,只在心里。 

  沈钧儒,字衡山,1875年1月2日出生,他生长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年青时赴试,成为我国封建科举制度下最后一批进士之一。青少年时期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905年赴日留学。其后回国的活动一直在谋求民治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名爱国民主人士,但因缺乏证据而交保释放。不料当局又以“共党嫌疑”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等人逮捕,解往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下午,在苏州监狱关押了7个月零27天的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陶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同时光荣出狱。 

  革命,是主题。 

  金庸 

  在嘉兴,不只一两个人曾热心地告诉我,《射雕英雄传》里江南七怪和全真七子大战烟雨楼的“烟雨楼”就在嘉兴的南湖,小说里的“铁枪庙”、“陆家庄”也在嘉兴,《书剑恩仇录》提到的乾隆的亲父陈阁老的故居也在这里。金庸的武侠小说传遍全球的华人世界,拥有极多的读者,嘉兴人引以为豪。还有人设想把金庸小说里描写的与嘉兴有关的东西都修建起来,以此吸引游客。 

  金庸出生于嘉兴海宁的名门望族——查氏家族。虽然金庸少年时就离开了家乡,但是作为出生地的嘉兴他是无法忘记的,在他的武侠小说里常常能看到嘉兴的影子。 

  嘉兴学院的金庸图书馆是金庸捐建的,里面藏有金庸多种版本的全套作品。关于金庸的研究会在嘉兴也有一些,曾举办过“国际金庸研讨会”。金庸的祖居在海宁的袁花镇,正在修建中。金庸晚年时来过几次嘉兴,但据说从来没有回自己的祖居看过,因为他的父亲在解放后被误判极刑,海宁成了他的伤心地。 

  余华 

  走在海盐的绮园中时,我就一直在想余华当年做牙医的医院在哪里,我们没有时间在海盐的街道上走走,上车后我只能问当地司机,他告诉我,余华工作过的文化馆就在绮园旁边。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这是余华在北京所写的一篇自传文章中的两段。他还在文中说到,他记忆中的海盐与黄源老先生记忆中的海盐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他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说过,“我一拿起笔,我就回到了故乡”。 

重拾江南

      曾几和时,厌倦了林黛玉的“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曾几何时,跟随父亲至徐志摩故居、王国维故居、茅盾故居、丰子恺缘缘堂走马观花,味同嚼蜡;曾几和时,不屑于这座古朴安详的江南小城而渴望大城市的海纳百川;于是,我一直在寻觅,寻觅一种归属文化,寻觅一座可以与之水乳交融的精神家园。
 

  于是,七年之久,在那座大城市里,我一直寻觅……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等火阑珊处”——

  前不久江南的梅雨季节,我独自撑伞徘徊在嘉兴月河街(老北京街)上。月河街经修茸显得涣然一新,却依旧不失独特的江南情韵——小桥、流水、小巷、琉璃瓦、青石板。我踱步于寂寥的雨巷,任凭柔柔的雨丝亲吻着我的脸颊,似乎在触摸一名多情淡雅少女的闺中哀怨与稠思。是的,江南的雨具有十足的女性气息——柔和、惆怅、灵秀、细腻,李清照以她女性独有的感悟力写下“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呵,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岂不恰好应和了我的心弦产生共鸣吗?我伫立在雨中,看雨丝顺着屋檐串串珠儿似地洒落,淅淅沥沥地落在烟雨濛濛的小河里,虽不及西湖“山色空朦雨亦奇”之旖旎磅礴,却多一份小家碧玉似的灵气与动人。

  突然想起戴望舒的《雨巷》“撑着纸油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生于斯,长于斯,江南水乡文化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的气质,使我趋于细腻、脆弱和多愁善感。蓦然发现,自己骨子里原来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江南女子。可喜,可叹!

  撑着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幻想,我就是那个结着愁怨的姑娘……

最后一片叶子

    收到你这封信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扪心自问:怎么会有那么多朋友关心我?我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无形中为自己设置了一道严严实实的屏障,作茧自缚。常感叹天涯海角,知音难觅,现终于茅塞顿开:是心头冻结了厚厚的坚冰,并不可理喻地阻止别人一点点地融化。

    秋日将至,凉风瑟瑟,不由悲秋不成寐。不敢以文人墨客自居,姑且把它归结为疾病的反应。知道吗?曾几何时,与李清照、柳永的词产生共情;也与舒曼、贝多芬的遭遇发生共鸣。于是天真地以为:我们是同病相怜,便沾沾自喜。所不同的是,如果他们也得了抑郁症,何以能创造出如此瑰丽馥郁的作品?何以正常地生活?我不禁哑然失笑。

    可知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健康着,快乐着?人们常说:青春期,花一般的季节,梦一样的年龄。许多年后,当我追忆起这段时光时,可能是一朵凋零的花,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我只是凡夫俗子罢了,没有办法象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认为“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也无力如维克多弗兰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非人折磨后写出《活出意义来》。7年了,我只能用泪水倾诉满腹愁肠,直到泪水一点点地干涸,思想慢慢枯竭。这种感觉如同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由于法律规范而不能实行安乐死的痛不欲生。

    有时候很羡慕《最后一片叶子》里的苏珊。有人为她画最后一片叶子。于是歇斯底里般地也为自己寻觅,蓦然回首,这片叶子原来在我的心中……

7月5日

大学时期最刻骨铭心的演讲(from 陆谷孙)

希望你们让复旦园充盈活跃的思想
——陆谷孙教授在复旦大学2004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同学:
  复旦大学是这么大的一所学校,因而我很难代表所有的教师,而只能以一个进校到现在已经47年的老复旦人的这么一个身份,跟3000多位刚刚踏入复旦校园的新复旦人说几句话。 

    我相信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们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你们的父母,你们的邻居,你们的师长,你们的亲戚,你们的同学,都很羡慕你们,你们自己一定有点沾沾自喜吧。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们能够从成功的喜悦中走出来,要准备接受失败,准备接受挫折,要从此刻开始,就准备在复旦磨砺自己四年。这“磨砺”两个字是很有分量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宣传,我们现在的教育非常强调“成功”两个字,什么比尔盖茨呀,什么哈佛女孩啊,所以我们的孩子,都变得是只论成功不论失败的人。殊不知,生活里头还有很多失败和挫折在等待着你们,我希望你们这四年里头,生活得充实,磨砺得艰苦,然后四年出去以后,不要有任何遗憾。 

    现在经常有一些毕业的同学回来时对我说:“哎呀!当时我没有抓紧时间呀!一年级的时候还读一点书,二年级、三年级开始准备考托福,考GRE,或者谈朋友,眼睛一眨就到了四年级了,四年级就要找工作了……”所以呢,满打满算在复旦的时间也不过就两三年工夫。这样,这些同学出去以后很后悔,有的同学还回来,还要在他们以前住过的研究生宿舍里头重新体验一下校园生活。我希望你们出去以后,是无怨无悔的。这四年一定要过得充实。 

  具体说来呢,刚刚王校长都已经说过,一个是技能,复旦在文革前比较好的优良传统之一呢,就是复旦出去的同学“三基”过硬,那个时候,我们文革以前都这么说,“三基”即: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基本理论。过去,复旦是一所三基闻名的学校,这些技能当然是多方面的,电脑、外文、医科的解剖、理科的实验、文科的写作、文科的思辨技能,自己很雄辩,能把你自己所想的话说出来等等。这些技能是很重要的。考试也是一种技能,应试也是一种技能,也不能完全不要。我知道,你们都已经身经百考,但还有很多场考试等着你们。对于技能方面的提高,这是其一。第二个方面是知识的扩展,知识的地平线要扩展得很大很大,这也是复旦过去的一个好传统。过去复旦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跟其它院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往往用人单位有这样一个反馈:复旦的毕业生后劲比较足。刚到工作岗位还不怎么样,但过了若干年,他们的后劲就上来了。当年我们是五年制,我想,这跟这些同学在学习阶段所打下的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获取知识的主要的途径自然是扩大了很多,多媒体的、电脑的……但就我本人而论,我觉得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在书本。特别是大学生,我觉得更在书本。据统计,中国现在每年每人平均读书0.7本。当然我们的分母大,我们发展不平衡,我们有很多落后的地区。但我们知道,自称为“大日本”的小日本公民,他们每年每人读书平均20本。因而我觉得,读书无论如何是获取知识的一个主要的源泉。希望大家在复旦大学的这四年,每年至少读30本书吧,教材不算。每年读三十本书不算多吧,各种各样的书。这两个技能和知识都是形而下的,看得到的。  

     王校长也提到,人文修养和思想这两样是形而上的,这两样东西最难。最近几年我们复旦大学培养出去的学生,在外面有一个不是很好的名声,他们说复旦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很“小资”。你们听说过没?这个“小资”有点贬义,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所言的小资产阶级,“小资”身上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人世界很小,他的地平线很小,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关乎自己的事情考虑得非常精明,而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就不怎么感兴趣、也不怎么关心。我们自己的同学美其名曰三“U”学生,第一个叫utilitarian,实用主义的,找个好工作就行了。第二个为uninterested,他对自己的专业都不怎么爱,总是在想,我这个专业明天能够换取多少现金?能不能把我带到美国或者别的地方去?第三个即unconcern,不关心,除了自己的事情以外不关心别的事。当然,这只是少数同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资”的特点,我希望我们培养的不是小资,我们培养的学生精神境界很开阔,很高远。我刚刚讲到了读书,我想,很多在场的同学都已经读过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主人公说:“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只是不愿让父母知道,撇不开自家人。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这里面不知有多少境界啊!有这种人文修养的境界,有这种故园意识,,离不开乡土,离不开故园,又有平民意识,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师的意气。所以我觉得我们精神的境界应该是向这个高远的方向发展,我们要突破“小资”的窠臼,我们要把声音向远处扬。  

    另外一个就是思想。思想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形而上的,只是每个人脑子里面都在活跃着。如果有一天,科技发展到能够让思想有形的话,我们复旦人的天空密密麻麻地满是思想的影子在飞舞。我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是有这种思想高度的。毕业出去以后并不一定就是大师,但是我们已经有了知识准备,有了精神准备,有了这样一种思想准备。什么是生和死?人活在世上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念历史文博系,我们为什么要念化学系,我是不是还准备发现别的新的化学元素,是不是还准备发现别的基本粒子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异想天开,无边无际的活跃的思想是我们所缺乏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近几年教育体制里面所缺乏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让复旦校园里充盈着活跃的思想。  

    我就说这些,让大家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站了这么久,非常抱歉!谢谢各位!